“二奶杀手”张玉芬和她身后的女性同盟

日期：09-30 来源：未知

“任何时代，世界上总有好多受苦受难的女人，是不是需要有人来拉你一把？”

编者按：婚姻破裂是她们人生的转折点，那是大厦崩塌般的破碎。经济上的重压、情感上挥之不去的阴影，都对她们造成了创伤。停留在那些创伤里也许难为外人理解，但背后是这一代人的命中注定。张玉芬率领的这个“民间妇女维权”团体，曾经野蛮生长。对这个群体来说，个体家庭曾是玫瑰色的梦想和随后的梦魇，她们只有寄望集体，抱团取暖、解恨、安度晚年。

张玉芬的生活看起来和大多退休老人没什么差别。每周，去附近的公园跳广场舞。周末，在线上平台宣讲国学。时光步入2021年，她63岁了，墨镜不再像过去20年一样，成为外出的标配。有媒体报道她时，用了这样的题目：“二奶杀手老了”。

在她最新的日常圈子，极少有人了解她的这个身份——媒体上曾赫赫有名的“二奶杀手”。认识一年多的国学班成员只知道：张姐性格直率，能做大事，常有北京的记者前来采访。

2021年妇女节，张玉芬带着几位老朋友到国学班成员家聚会。她穿件紫色毛衣，亮红色镶金边龙纹马甲，系黄色丝巾，披一件毛绒玫红色外套。饭桌上，她的声音永远是最洪亮的：和旁边的人谈天、不知疲累地安排合影的位置。她拿出和外媒记者的合影，“我跟崔永元聊过，董卿的微信我也有”，“世妇会都提起过我，陕西妇联想来拜访，我说别来，我来无影去无踪！”没人提出质疑。

聚会中途，有新人加入。饭后，各自散去。在去公交车站的路上，张玉芬用后怕又兴奋的语调告诉老友，聚会上后面来的女人是她当年打过的“小三”。当年，她们一群人直接冲上去，把这人都打懵了。“刚把我吓得赶快给你们挤眼睛，就怕谁提一句，我就是大名鼎鼎的‘二奶杀手’。”

十多年前，张玉芬登报的形象 /受访者供图

比起张玉芬这个化名，“二奶杀手”的头衔已经被广泛传播将近20年。从1997年因丈夫出轨而开始“反击”，2002年起诉丈夫犯了重婚罪。从她自己抓“小三”，到组建“女子侦探队”帮别人取证，上电视、上报纸。尽管年代过去已久，她却一直是媒体的“常青树”。

网络看待她好似猎奇，外媒曾把她称作“反腐先锋”（因她率领受伤害的妻子们去侦查她们的官员丈夫）。媒体报道她锲而不舍地和前夫打的“11场官司”。网络平台上，至今流传着她率人在街上痛打“小三”的激烈场面。张玉芬说，被无情的丈夫抛弃的女人无法制裁男人，收拾的就是“二奶”，她们是在反抗。她曾对着镜头说：“我热爱这场战争。”

另一方面，随着时代的发展，她又屡屡被提醒，打“小三”是非法的，也是厌女的。她一边被作为茶余饭后的市井故事传诵，一边又被架在观念的批判中接受审视。

轰轰烈烈的舆论热潮里，张玉芬记录求助人信息的笔记本多达30余本，码成高高一摞。从最早的“十姐妹”到后来的反“二奶”联盟，那一批因相似的处境熟识张玉芬的女性，如今大多还团结在张玉芬周围。

她们的联盟是松散的。从一开始“捉奸”取证的女子侦探队，到2013年在北京成立的女性救助站，与其说是一个组织，不如说是朋友间的联结。她们彼此慰藉、支持，也有过隔膜、决裂。她们的观念偶有冲突，但讲述各自相似的婚姻困境时，又相互理解。

她们的经历有社会变革的影子。1980到1990年代，社会风气从集体主义转向个人主义，家庭神话被重新拾起。大批下岗的女性，接受了“妇女回家”的思潮，重心越来越偏向家庭。而对一些人来说，玫瑰色的家庭神话，又演变为丈夫出轨、离婚带来的梦魇。

所有女性共通的经验，足以让这个故事呈现出它复杂的底色。这是一个群体的苦难，她们在遭遇家庭破裂后有着挥之不去的经济困境、情感挫伤。她们的愤怒和行动引起了世人的围观和哂笑，但那些撕心裂肺的痛苦，都是真实的。

崩塌

“我不参与，但是我支持她们打‘小三’。”林芳是一名大学教授，和张玉芬已经有十多年的友谊。

2003年，林芳从报纸上看到张玉芬的报道，还在离婚伤痛中走不出来的她尝试着联系上了张玉芬。那天已是晚上10点多，张玉芬接到她的电话，很快提出到她家来看她。“第一次见面就特别感动。一个陌生人诉个苦，她这么晚还跑过来。”林芳说。

直到现在，林芳还是会经常给张玉芬电话。“你要是痛苦、难受，给她打电话，她绝对不会说我忙着”，林芳叫她张姐，“就算她开会，她也会让我去见她。”如今，林芳的活动也多了起来，她会跟着张玉芬表演秦腔。

“任何时代，世界上总有好多受苦受难的女人，是不是需要有人来拉你一把？”林芳说。当她讲起20多年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背叛，依然情绪激动异常。

1998年夏，西安的太阳一如既往地强烈。为了给远房小姨的女儿找工作，林芳央求在招生办工作的丈夫帮忙。一开始，丈夫说“这是你家的事”，她给丈夫赔笑脸、洗脚，终于有一天，丈夫的态度变了，林芳很高兴。那时，远房小姨和表妹已住进她家，给他们洗衣、扫地、做饭。“恨自己瓜着”，林芳没多想。她和丈夫各有一套房，朋友让她去丈夫的房子里看看，她也懒得去。

林芳很顾家。每过寒暑假，她本有大把时间和朋友外出旅游，但她总是守在家里。“上门送礼的女人太多了。"不过，她从没怀疑过比自己年轻十六、七岁的表妹。“我想我给她帮忙受了多少挫折，为她的工作奔波晒到头疼，就没怀疑过”，林芳说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在丈夫的那套房子里，发现有好多表妹的东西。

此后的经过和太多离婚案件相似。男方提出离婚，说他们是仓促结婚。林芳懵了，他们是中学同学，大二开始谈恋爱，毕业了才结婚，怎么就变成“仓促”了？此时的她早已财务自由，“我啥都不要，就要马上离婚。把字一签，走人。”离婚不久，前夫和表妹结婚、生子，林芳从此再没见过他。

和张玉芬倾诉时，她反反复复提及的，是刻在脑海里的几句话。表妹说，是哥要看上我，嫌你老，我也没办法。给小姨打电话，她只说对不起你。她还忘不了的，是前夫当年追求她时说，不接受就从桥上跳下去。以及，离婚后的她，恨自己“没本事”，没“看住人”。

妇联机关报《中国妇女》封面，50年代的劳动女性和80年代的一家三口/图源网络

她说自己想发疯，曾经半夜一丝不挂，想跑出门闹去。门一拉开，她又想，我女儿怎么办？学生咋说？又把门关上。她想过报复，“真的想放一把火烧了”，但又觉得这和她作为老师的身份不符。“我的痛苦有一千倍一万倍，但就是做不到把她（小三）打一顿。”

1980年代，《婚姻法》修订，“感情破裂”成为法定离婚原则。这本是尊重个体自由的观念革新，但现实中，却导致了一些意料之外的后果：出轨的人，只要诉诸感情破裂，就能不担责离婚。而与此同时，“妇女回家”论调高涨，女性经济上依赖丈夫、思想上看重婚姻家庭，而出轨的大多是男人。

“这不是感情问题，这是社会问题。”林芳说，“谁和谁能有多大感情？是社会风气变了。”

共通的命运

张玉芬周围，聚集着一群和林芳类似经历的女人。伊芸就是“被离婚”的。有一天她回到家，房子里的东西被拿的拿、砸的砸，好像进了小偷。在这突如其来的“浩劫”之前，她在家照顾孩子，虽然只拿着事业单位停薪留职的微薄工资，但丈夫是法官，生活还挺滋润。

2004年，她抓到丈夫和其他女人在一起，事情挑明后，房子就被砸得一塌糊涂。“人心变了，翻脸就跟翻书一样。”伊芸先回了娘家，但“救急不救贫”，妹妹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。没多久她又搬出去了，带着孩子租了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。

当时，她回到单位拿着260块的工资，房租却要210块。房间只有一个床垫，孩子没地方写字，来办公室收破烂的人跟她熟，才给了她留了一个电脑桌。那个房间，她住了一年多。

她在外面兼过职，做过脏活累活，化粪池都挑过。也献过血，只为了献完之后给的那点吃的。她忙到抽不开身时，张玉芬和周围的人都帮她看过孩子。有一年夏天，张玉芬去外地旅游，都带着她女儿。孩子叫张玉芬“大妈”。

伊芸求助过媒体，也找过妇联，虽然都给了她一些帮助，但相对来说，这些帮助还是太小了。她当过兵，那个年代女性能当兵，多多少少有一些背景。她的伯伯是法院院长，丈夫沾了伯伯的光，做了法官。她决定自己想办法。

面对无法挽救的婚姻，她一边工作、带孩子，一边在张玉芬的帮助下搜集证据。2005年，她给法院反映了丈夫的问题，对方被记了“大过”。她也发泄过，2007年，张玉芬带着姐妹找到伊芸婚姻里的“第三者”，她们扭作一团的场景，被电视台拍了下来。为此，张玉芬还收到过传唤证。

张玉芬和伊芸当年“捉奸”现场/华商报

到2008年，孩子上小学了，伊芸决定了断，法院判决离婚。女儿归她，房子由她居住使用，但作为过错方的男方，没有任何赔偿。她觉得不公平，“女人的付出很多是无形资产，太以家庭为主，却得不到承认。”

后来，她和前夫协议，将房产证过户到孩子名下。她已经不再提起过去，没想到去年底，前夫却把房产证用于抵押贷款，平静了没几年，她又要开始处理经济纠纷。“婚姻会有一辈子的麻烦。”她说。

在张玉芬身边的所有女人，都曾被逼到过绝境。罗玲和张玉芬年纪相仿，她1981年结婚，丈夫靠着她姐的关系从部队调回了当地公安系统。

婚后的罗玲负责照顾家庭。到了九十年代，丈夫的工资已比她在工厂高好几倍。日子好了，家里还买了车。丈夫回家却少了，公安工作忙，有时一查案子就半个月，罗玲没想太多。直到2003年的一天，她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：“嫂子你好，你不要管我是谁，你家老孙在外边有人了，已经在一块6年，小区的人都知道。我就把这个信息给你说，我觉得女同志很可怜。”说完，他就挂了。

罗玲找到丈夫，没想到挑明之后，他越发不回家。从不红脸的两人开始打架，罗玲还因高血压住了院。她砸过丈夫的警车。“那会都不理智了，他前头开警车，我在后面坐出租车撵，他进看守所办事，我就直接拿砖头把警车砸掉了。”

“到这种程度了，他还是不承认出轨。”她告到局长那儿去，局长说，你们俩说的大相径庭，你丈夫说是无中生有，胡说八道。

事情越闹越大。砸了车之后，丈夫到处找罗玲，要跟她离婚。他搜查她姐姐家、弟弟家，就是没想到张玉芬给罗玲找了一个住处。双方闹得不可开交，罗玲的外甥带着大姐到局里质问他。弟弟则说“杀了他的心都有”，甚至想绑了他。

张玉芬成了主心骨的角色。她给罗玲建议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再痛苦也要解决问题。下一步，要掌握更多证据。官司打了好几年，2010年，罗玲才离婚，财产基本没有损失。但到最后，她也没抹掉前夫的职务。

罗玲说，她想着，自己是工人出身，在社会上已经立不住了。自己的单位分房子，都是看前夫的面子。保住前夫的公职，也算是给孩子留一条路吧。

“火凤凰”

把这些不幸的女人团结在一起的张玉芬，自己的故事也和她们大同小异。

张玉芬生于1958年。她和前夫在当年知青下乡时认识，1982年结婚。张玉芬的父亲在税务局工作，前夫从部队当兵回来，也到税务局做了通讯员，后来给局长开车。张玉芬那时还在工厂，和大多家庭一样，她负责所有家务事，前夫专心工作。局长还亲自告诉她，开车必须要集中精力，家务上她要多担待些。

离婚前，张玉芬和丈夫外出旅游的合影/受访者供图

生活越来越富裕，丈夫变成了税务局的专管员。家里的房子是小区里装修较早的一批，花了几万块贴墙纸。家庭氛围却发生了变化，丈夫喜欢上了打牌，有时候赌一夜都不回家。90年代，碰上国企改制，张玉芬下岗了。买断工龄有将近两万块，但没想到，这笔钱被他拿走了。

事情早有迹象，和罗玲一样，她也接到过陌生号码的电话：“他在外面有人了。”在这之前，小区邻居也暗示让她“看好”丈夫。她没相信，还把对方骂走，“管好你自己家的”。

她没什么办法。那时，丈夫已经很少回家。她只能跑到单位找人，有时带上儿子，有时带上公公。丈夫转变了一阵，但时间一长，又不回家了。

1997年4月15日，张玉芬永远忘不了那一天。因为没钱交电视费，她跑到税务局找人。在局里，他俩举着凳子差点抡起来。最后，他给了她500块。

当天晚上快11点，丈夫这次回家了，“离婚吧”。“想离婚门都没，我这一辈子不会离，”张玉芬说。儿子在一旁写作业，竖着耳朵听着。正吵着，电话响了，丈夫拿起电话，听筒声音很大，另一头是女声：饭做好了，快回家吃饭。

丈夫说，这是我在外面找的小妹妹。不离婚也行，不许干涉我的私生活。说完，他就走了，之后再没回过家。

张玉芬一下断了经济来源。家里的首饰、洗衣机、电暖器、小灵通，甚至连烧水壶都被他拿走了。她没日没夜地坐在家里沙发上，心里只想，这个家完了。

她没办法，拿一张报纸批发菜，拿到市场去卖。她连秤都不会看，每次挣5块钱，给孩子买一顿饭。为了抵抗饥饿，她就睡觉，睡醒了再用酱油煮一锅白菜。

和伊芸一样，她做过好多兼职。她学过中医理疗，去给人推拿。本来下午2点4点回，为了混中午一顿饭，她上午11点就去。她还卖过保健品，推销蜂王浆。做过税务代理，卖过保险，在气功协会帮忙卖过票。最困难的时候，母亲还给了她50块钱。

这样的日子里，她没消沉太久。“我想我更得要好好活，我必须要弄个水落石出。”她开始到税务局蹲点，骑着自行车满街追人。追了半个月，找到了前夫和那个女人的住所。

为了羞辱他们，她把寻人的广告贴到了他们的住所，还有“小三”的娘家。大年三十，她跑到“小三”娘家去，警告说要把对方父母一块告到法院。

丈夫搬了五次家，每一次，都会被她找到。2002年，在他生日那天，张玉芬带着三个对她的侦探队感兴趣的记者到他住所，全程录音，“捉奸在床，我可解气。我就不给他喘息机会。”

她想把他送进监狱，告他重婚罪，负刑事责任。但她费劲力气收集来的证据，只能证明他是“姘居”，算不上犯罪。她的取证方式也被法院质疑不合法，以至于前前后后打了11场官司，她高调接受采访，当地的、北京的乃至国外的媒体全来找她。“二奶”杀手的名声开始越来越响，“我把西安弄得天翻地覆”，报纸上都是她戴着墨镜的照片。连税务局都怕了她，她把前夫说的话告诉每一家媒体：“我们单位人人有情人，我要没情人多没面子。”

到2007年两人正式离婚时，他们已经纠缠了10年。前夫没有被认定有罪，也没有赔偿，房子是考虑到张玉芬拿低保的经济情况，才判给了她。但他被张玉芬弄出了名，工作丢了，“小三”的工作也没了。张玉芬觉得“解气”。

女性同盟

张玉芬从小是孩子头。她喜欢领导别人，小时候，她带着周围的孩子跳忠字舞，每个人跳了才能走。“她有凝聚力，大家都信服她。”林芳说。

2021年，张玉芬生活照/受访者供图

刚和丈夫闹崩时，张玉芬找过妇联。她参加了妇联的小组，有类似经历的人相互倾诉，那儿有一堆、一堆的妇女。连着一星期她每天都去，有一天结束时，有一群人边讲边哭，她看着难受。后来，她把这些人叫到她被前夫搬得空荡荡的家里去。她说，你们有啥解决办法没？其他人说，妇联给我们场地，让我们唱歌、倾诉，说一说心里好受些。

张玉芬说，就这么说说，能解决问题吗？都快活不下去了。咱们现在同病相怜，待到一块，也是一股凝聚力。她问其他女人，跑出去的男人最怕什么？其他人面面相觑，张玉芬补充说，他跑出去还不让你知道，那他最终目的是什么？肯定是跟“二奶”在一起住着。现在最关键的，是要知道他们的窝在哪，只要找到了，后头带着家人去要钱，总能先把日子过下去。

“你们有没有胆量干？”张玉芬的“十姐妹”就这么“挖”来了。里面有在妇联认识的，也有看中医接触的，她们分成小组，互相帮忙找“二奶”。

当时，手机还没有普及。她们每个人都配备一个“小灵通”。没有车，她们就坐公交、骑自行车。她们协同“作战”，帮伊芸取证的时候，她们分成五组，1组在楼上，2组在电梯旁，3组在门外，4组在台阶，最后一组远一点儿，只要张玉芬一招手，一群人全上。见到“小三”，她们在一旁拉偏架，打“小三”，则由妻子出面，让她“解恨”，也规避风险。

她们会一起总结经验，“你的问题在哪？为什么没跟上？”。张玉芬从小喜欢《尼罗河惨案》、《神探亨特》，“刺激得很”。她会把跟踪人的衣服、鞋、袜都记下来，防止跟丢。有时候，她会带两身完全不同的衣服。她摸索出了一些方法：不要跟得太近，要保持距离，最好是在他的左后方，因为男的喜欢往右回头看。

这是一个苦差事。张玉芬做事情雷厉风行，从不迟到。有的男人晚上和朋友吃饭到十一二点，她们也蹲到半夜。直接“捉奸在床”的取证太难，她们有时会装作陌生人套话，问男人这是你妻子吗？录音、人证，都是证据。

蹲到窝点后，还要上门找人。张玉芬用上了当年保险公司的经验。她把“十姐妹”都拉来培训，看到男人上楼后，为了锁定居室，一户一户地敲门：“你好，我们是卖保险的。”一开门，就往里面瞅，就这样把人找到。

取证之后是打官司。有的官司打了好几年，“谁开庭，我们所有人都到场，就这么支持”。

她们几乎都是西安本地人，很多人住在机关家属院。有一天蹲点晚了，家属院门锁了，没地方住。她们干脆在大街上走着，从南门出来，越过钟楼，穿过西大街，穿着风衣、棉袄，肩并肩，唱着“向前进，向前进”。卡拉OK店还开着，50块能包一夜，她们随便找了一家，张玉芬掏了钱让她们休息，第二天早上各回各家。

她们经历过每个群体都无法回避的内部撕扯。在《第五编辑室》的视频中，张玉芬说，人和人之间，永远都是利益关系。有帮助过的人和张玉芬绝交了。有一个女人，找了“小三”的茬后，被“小三”的亲戚暴打。张玉芬让她把“小三”和丈夫一起告，她还是没告丈夫。后来，这个女人再也没接过张玉芬电话。

尽管有撕裂，她们彼此的关照是实在的。林芳是家里唯一一个考学出来的人，在西安没有亲戚，也少有朋友。离婚后，时常有异样的眼光投向她。学校的一个男老师曾说了一句：你老头都不要你。林芳当时就急了，跟他叨叨两句，没想到对方直接用脚踹她。张玉芬帮她出头，叫上几个姐妹一下冲进办公室：“你打我妹，她不是一个人，我就是她姐。”

她们也持续给彼此提供情感抚慰。离婚后，情感的创伤很难一时弥合。“最怕的就是逢年过节，”1999年大年三十，张玉芬让她们都到家里来，一人带一份菜。她们齐举杯，唱国际歌。如今，十姐妹的照片还用相框装饰着，挂在墙上。但张玉芬很少看了，“里面有好几个都走了，得了癌，我看了难受。”

张玉芬和朋友们在家聚会/张艺摄

同盟是排除那一类女性的：“小三”，这是被所有成员鄙夷和羞辱的角色。或许从这个角度，她们无法被称为“女性同盟”。但她们又分享着共同的命运，彼此倾诉着相互理解的苦难。她们有着相近的观念：和已婚男在一起的“小三”是家庭的“入侵者”，是“小偷”、“强盗”。如果没有“小三”，她们的生活本该很幸福。伊芸在最困难的时候，受到过已婚前男友的资助，两人有感情，但她把当“小三”看作绝对禁区，后来他们的关系不了了之。

她们在某些事情上也有些微的分歧。张玉芬并不否认当年打“小三”的行为：“确实打过，那是九几年的时候，后来就没有了，顶多拉个偏架。”相比于张玉芬提起打“小三”时的兴奋，伊芸更倾向于认为她们只是“轻微拉扯”，没有真正打过人。她说，如果回到当年，她会更理性一些。不过，她不会当面反驳张玉芬。

对婚姻和男人的态度，她们也是模糊的。张玉芬说，男人和小三一样该打。只是男人有钱有权，不敢下手。和艺术团的老姐妹倾诉时，她也会偶尔提起前夫，但已没有太多恨意。林芳想法则不同，她想过再曝光，“把小三名声搞臭”，但对于前夫，“他这几年身体不好了，更何况，我们毕竟曾是夫妻。”

“草根”组织

成名后，找张玉芬的人多了。2003年，张玉芬出资2000块，找熟人注册了“西安火凤凰商务信息服务有限公司”，想通过商业的方式运作侦探队。张玉芬说，火凤凰意味着“浴火重生”。不过只运转了一年，由于收入少、要纳税，公司又关了。

伊芸曾在张玉芬的“同盟”里做过接线员，管过财务，很受张玉芬信任。“我们也不是机构，大家更像是一群朋友，一个团体。”伊芸说。

那时候，她的电话和张玉芬的电话都挂在网上，24小时都有求助者打电话来。最多的时候，她一年打了1万块的话费。她们有一套“工作流程”：先问清求助者的意愿，如果是想保留婚姻，那主要就开导。如果不想，那就帮忙取证、维护自己利益。

张玉芬记录来访者信息的笔记本/蒋芷毓摄

她们没有固定组织，一般是谁有空，谁就跟着去。求助者很少给额外报酬，惯例是给交通费、住宿费，再请吃饭。张玉芬周围，有一些家庭破裂的女性连饭都吃不起，求助者能被请一顿饭，对她们来说就是解燃眉之急。

一开始，张玉芬会垫钱。出轨的男人经济条件一般不错，有一次，她们跟踪的一个男人换了三辆车。车在二环上绕，还跑到咸阳、翠华山，一趟下来花了7000块钱。从那之后，她们要求，交通费花完，求助者要随时送钱来。

向张玉芬求助的人，“要么请不起侦探公司，要么涉及到官员，侦探公司不敢做。”她们也不会接待所有人。事情叙述不清、逻辑不清楚的，她们不愿意帮忙。她们怕被出卖。有帮助过的女性后来复婚，男人记仇，又找上她们的麻烦。也有遗憾，伊芸接过一个受害人妈妈的电话，但没两天当事人就自杀了。那让伊芸觉得，自己的力量还是有限的。

陕西妇女理论家庭研究会是当地最资深的的关注妇女发展、反家暴的社会公益机构，已经在相关领域深耕数十年。现任秘书长王延萍告诉《水瓶纪元》，她认为张玉芬的团队实际上就是一个“互助小组”。面对突发的婚姻危机，如果女性缺乏资源，不管是内在的精神、情感资源，还是外在的住房、工作等条件，都很容易形成创伤。

“社会需要更多对女性的支持。”王延萍说，这类女性常常面临的困境是，用法律途径维权难，由于“谁主张谁举证”的法律规定，女人们往往需要自己取证。“要让一个过去相夫教子的人，突然之间变成强悍的法律专家，以一己之力取证、打官司，实在太难了。包括立法在内的外在支持需要跟进，社会组织也需要发展。当她们有难题时，基层的保护网要能提供一些服务。”

王延萍担心的是，这些人当中，原本可以走出一些专业的社会工作者，但如果她们自身也在创伤当中，在救助时，这些创伤可能会投射到别人身上，从而造成二次伤害。

伊芸做接线员到2016年，那时，孩子面临升学，她的经济压力大了，工作节奏加快。“很多人都是过客，”她说，听求助者的讲述，有时候会想起自己的事，也觉得难过，但是帮别人还是一种“善缘”。

侦探的故事到2007年遇上了转折点。由于和“小三”当面撕扯，张玉芬收到了传唤证，被指打人、扯项链。尽管后来传唤证撤销，她们也逐渐意识到了取证的危险。“开始想转型”，伊芸说。

她们自身经历、又看过了太多女性的困境。婚姻一旦破裂，很多人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没地方住。有的人睡到废弃的鱼缸里，有的在楼道搭个棚。张玉芬想，应该有一个地方为这些单身女性提供容身之处，等她们老了，也可以用群居的方式养老。

2013年，张玉芬在北京郊区创办“情感驿站月亮湾”。那是在门头沟，月租400块，她用退休金承担。罗玲去过很多次。当时，她在北京帮外甥带孩子，一到周末，她就去张玉芬那儿。

“月亮湾”救助站成立时，张玉芬与外媒记者合影/受访者供图

最多的时候，门头沟的屋子住了有十八、九个人。罗玲每次去，都买点吃的、用的，毛巾、香皂、肉。她不会直接给张玉芬钱。那儿全国各地的人都有，大家一起做饭、唱歌，好不热闹。

她们也一直希望办养老院。和张玉芬一样，离婚后，伊芸一直没有再找。作为单身女性，她们喜欢和姐妹共同生活。“未来我们很可能要群居生活，孩子太忙，压根顾不上我了。”伊芸说，她们当中的一些人缺乏经济来源，因此，才有了办养老院支持群居生活的想法。

钱依旧是难题。张玉芬一开始的设想是，办养老院，里面有救助站，还办托儿所。有能力的老人可以帮人看孩子，以此提供收入。想法一直没能成行，她寻求过政府、企业的支持。2013年，她在北京大街小巷跑，问门头沟区妇联、北京市民政局，都没法注册。做公益机构需要考证拿到专业资质，她也没考。外媒报道多了，甚至有国外基金想给她资助，但由于没有机构，她也没拿到那一笔钱。有人给她介绍了机构，但她只能挂职，做顾问，她也不乐意。

救助站办了五年，张玉芬又搬到了更偏远的大兴区。那是一对夫妇免费借给她的。为了筹资，她勾了三字经的十字绣，还尝试写书，但都没有可观的收入。

现在，向张玉芬求助的人还是没断过。去年，脚崴了之后，张玉芬已经彻底放下取证工作了。伊芸仍然在张玉芬组建的“民间妇女维权”微信群，群里有四十多人，现在已经很少人说话。张玉芬计划中的养老院，因疫情搁置了计划。来年，她还想去民政局，为养老院注册。

她们出现在媒体上的次数变少了。但朋友们还保持着见面，彼此关心着。最近的聚会在一个按摩会所里。伊芸有事先走，回去的路上，她给张玉芬打电话：“张姐，下雨了。”

（应采访者要求，林芳、罗玲、伊芸均为化名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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