广受社会关注的山西大同大成双语学校未成年人欺凌事件，9月26日通报了处理结果。

 

　　据报道，公安机关决定对肇事的两名9岁未成年人予以训诫，责令其接受心理辅导、行为矫治；对其监护人予以训诫，责令其接受家庭教育指导；教育行政部门责令涉事学校立即整顿、限期整改；解除了校长职务，并辞退了相关教师和管理人员。

 

　　但也有不少声音指出，针对肇事者的处罚过轻，达不到教育的效果，如此放纵的后果必然是等着他以后犯更大的罪。

 

　　那么，我们的未成年人保护保护错了对象吗？保护的是“坏孩子”，受害方却得不到保护？如何才能恰当地实现“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”？这是在本案中应该思考的问题。

 

　　“坏孩子”并非生来如此

 

　　现实中，即便是绝大多数走向罪错的“坏孩子”也并非生来如此，其心理出现偏差都经历了一个过程。以本案中的9岁男孩为例，我们可能认为“他还是个孩子”。但这个年龄的男孩可能已不再局限于满足基本的生存需求，转而对性和独立的需求更为强烈。

 

　　他们的一些人可能受影视作品、网络游戏中的暴力色情文化的影响，在思想上推崇欺压、暴力和征服的过程。由于他们还没有形成羞耻感与责任感，再加上寻求刺激、探索禁忌也被视为成长的标志，为了获得群体认同，也会导致他们愿意主动尝试越轨行为。

 

　　本案中的欺凌行为发生在一所寄宿学校，家长与孩子之间的联系相对疏远，此时学校就应当承担更全面的监护责任。因为，未成年人在最初心理状态出现问题时，如果没有被及时关注和调整，心理偏差就会越来越大，往往就会以违法犯罪的极端方式爆发。

 

　　我们需要反省，家长是不是周日晚上把孩子一送走就万事大吉？生活老师是不是只关注孩子不生病、不打架，而从来没有关注到那些微弱的啜泣？

 

　　回顾案发的一段时间，相信家长、学校这些监护人都会触电般想起一些征兆、一些信号，为什么当时就疏忽了呢？监护人的这种疏忽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，无论对于加害方还是受害方，都将是一生的阴影，需要用漫长的余生来弥补。

 

　　这也是为什么儿童的罪错，需要监护人来承担的原因。而山西新修订的《山西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明确提出，校长是学校保护未成年学生的第一责任人。这也印证了上文的分析，孩子是家长的，也是学校和社会的。

 

　　“坏孩子”也不是无法无天

 

　　从处罚决定可以看出，本案中儿童的罪错主要由监护人承担责任。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我国的法律体系内“坏孩子”可以无法无天。

 

　　我国在2020年通过了刑法第11修正案，专门下调了追究未成年人刑事责任的年龄。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，犯故意杀人、故意伤害罪，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，情节恶劣，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所以，我国刑法也是重其重者：适应社会的变化，通过立法的调整来遏制少年的恶。

 

　　当然，只靠刑法是不够的。2020年新修订的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》明确，“国家加强专门学校建设，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进行专门教育”。

 

　　这就是法律轻其轻者的体现：刑事责任可免，但专门教育不可免。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儿童必须在专门教育机构评估合格之后，才能重新回到普通教育体系。

 

　　从这一修订看，教育和挽救那些犯罪边缘的即将跌落者，是国家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治标之本，而不是在年龄和刑事责任上继续施压。本案的处罚决定并未提到对孩子进行专门教育，也可能是考虑到年龄原因以及行为的特殊性，对其进行心理治疗和行为矫治更为合适。

 

　　在本案中，行为人和受害人都应当被专业心理团队分析治疗，并长期跟踪辅导评估。

 

　　尽管如此，仍有不少人认为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欺凌者藏在父母、学校的庇护下，真的能改过吗？这种担心也构成一种风险警示书，它要求各地的司法和教育行政部门，持续跟进类似案件的行为人矫治情况。

 

　　在我国的法律体系里，对于儿童犯罪秉承了一个观念，即我们对孩子负责，必要的时候我们也惩罚孩子。但需要形成共识的是，惩罚“坏孩子”绝对不是满足报复的快感，而是希望他们不要再坏下去，能够改过自新，有机会重新来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