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教师体验当外卖员:一天工作10多小时 一个月瘦6公斤

日期:09-02 来源:未知

   在医院待产10多个小时后,医生给黄冉(化名)进行了剖宫产,然而产下的女婴却因重度窒息而死亡。事后,黄冉认为医院延误治疗时机,同时还怀疑有医生人为篡改了电子病历,于是将医院诉至法院。

 
  近日,司法鉴定科学研究院(以下简称“司鉴院”)电子数据工程师卢启萌向《法治日报》记者讲述了这起4年多前她经办的鉴定案件。
 
  当年,司鉴院接到法院委托,希望对黄冉案件中所涉电子病历的数据真实性进行鉴定,电子数据工程师卢启萌和她的同事成了此案的鉴定人。
 
  此后,鉴定人前往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某小城调取病历数据,揭开了电子病历被篡改的真相。
 
  案件要追溯到2018年5月3日,怀孕40周的黄冉入住广西某市一家医院待产。次日6时10分,黄冉进入产房,但由于胎位不正引发难产,当晚8时30分许,她被送进手术室进行剖宫产。
 
  当晚10时许,黄冉产下的女婴不能自主呼吸,医院对其进行了抢救。但在5月5日清晨,女婴终因重度窒息而死亡。
 
  黄冉说,在明知胎位不正的情况下,医院延误4个小时后才采取剖宫产的措施,直接导致女婴重度窒息而不治身亡,医院应该为此承担责任。
 
  另外,10天后,黄冉的丈夫到医院要求复印病历时被婉拒,最终只拿到出院记录等少部分病历。直到2018年6月28日,黄冉治疗的病历才被固定封存。
 
  黄冉将医院告上法庭,其代理律师怀疑医院提供的病历已不是原始病历,很有可能被人为篡改。
 
  对此,医院表示,他们不存在误诊误治的情形,并声称,当天发现黄冉第二产程停滞后,医院便建议进行剖宫产结束分娩,且告知了家属。新生儿重度窒息,且较危重,该院已将相关病情与产妇家属讲明,并建议转上级医院进行进一步治疗,是其家属放弃了转院治疗的机会。
 
  医患双方各执一词,电子病历是否被篡改就成了此案最大的争议焦点。然而,电子病历数据难以完整挖掘,挖掘后的数据烦冗琐碎,整理难度极大,目前国内有能力开展该项鉴定的机构寥寥无几。为此,法官不远千里来到位于上海的司鉴院寻求帮助,希望能够给出专业的鉴定意见。
 
  在了解案件的来龙去脉后,经过与法官的多次沟通确认,最终明确了日常病程记录、手术记录、女婴死亡记录等数十项病历记录作为鉴定的主要对象。
 
  2019年4月,鉴定人前往西南边境小城,经法官和双方当事人现场见证,调取了医院病历系统中患者及女婴治疗的前台和后台数据。随后返回上海,立刻进行后续的数据处理和分析工作。
 
  “检验项目主要包括前台系统的留痕功能、前台系统体现的数据版本、后台系统数据表中创建时间、修改时间、完成时间以及上级审签的保存时间等相关数据。”卢启萌说,通过检验,他们发现在该医院的电子病历系统中,只有当非病历创建人对病历修改时,系统才会留痕,而当病历创建人修改时,系统却不留痕。
 
  这也就意味着,该电子病历系统只记录了病历创建人进行最后一次电子签名的时间,以及最后一次修改保存的时间,但不能确定此前由病历创建人进行修改的内容。
 
  经检验发现,黄冉及其新生儿的35条病历记录中,创建时间晚于标题时间且超过24小时的记录有两条,完成时间晚于创建时间且超过24小时的记录有28条,还有两条审签记录的保存时间晚于完成时间超过24小时。
 
  据此,鉴定人虽无法确定修改内容,但根据相关证据和规范客观作出了鉴定意见。
 
  最终法院采信了鉴定意见,一审认定,医院方擅自修改电子病历,需承担全部赔偿责任,赔偿家属37万余元。此案的判决引起了社会各界的 寻找神秘人“盼江绿”
 
  23年来每月为保护长江生态捐款 你是谁?你在哪儿?
 
  ■ 从数百万平方千米的流域溯源而上,便会发现壮阔的长江、黄河、澜沧江都发源于一处——位于青藏高原腹地的三江源。三江源离我们生活的城市看似遥远,但身处下游的我们掬起的每一捧水,也许就有一部分来自三江源头。
 
  ■ 1995年,杨欣创建环保组织——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(简称绿色江河),开始以民间力量开展长江源地区环境生态保护工作。这条路上,有千千万万个人和杨欣一起前行,但有一个人,让他一直牵挂感动,也一直催他向前。
 
  ■ 这个人从未露面,是一个人,还是一个群体?是男还是女,从事何种职业?杨欣都不知道,只知道从2000年起,这个人的捐款就从贵州而来,一开始每月10元到20元,再到每月30元,23年来从未间断。汇款单上,只留下一个名字:“盼江绿”。这让杨欣等人十分感动:只有真心热爱长江,才能有这样的坚持。
 
  ■ 8月30日,杨欣告诉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记者,自己并非没有想过寻找“盼江绿”,但苦于没有线索无从着手。他希望能有更多人一起寻找“盼江绿”,能在尊重其意愿的前提下找到对方。他还期待,这次寻找可以唤醒更多人的生态环保意识和行动,涌现出更多的“盼江绿”来关注长江,参与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。
 
  A
 
  近30年的坚守
 
  “保护长江第一人”,从未想过退缩
 
  1986年,年仅23岁的杨欣以会计身份加入“中国长江科学考察漂流探险队”,参与首次“长江漂流”。此后,杨欣曾多次进入长江源地区考察和拍摄。在这个过程中,他发现了令人无法忽视的生态问题:藏羚羊惨遭猎杀、草场退化、冰川消融、垃圾污染……上世纪90年代,青海治多县县委副书记索南达杰为了保护可可西里的藏羚羊,独自一人与18名偷猎者展开枪战,中弹牺牲。听闻索南达杰的事迹后,杨欣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做点什么。
 
  1995年,杨欣创建环保组织——四川省绿色江河环境保护促进会,绿色江河以推动和组织江河上游地区自然生态环境保护活动,促进中国民间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,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与环境道德,争取实现该流域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。第二年,一支由科学家、记者、环保志愿者组成的考察队进入长江源地区,披露这里的盗猎和生态问题,引发全国关注。同时,杨欣写了一本《长江魂》并进行义卖,筹措了我国第一个民间自然保护站——索南达杰保护站的建站经费。而后,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,三江源国家公园成立,保护力度不断增强。
 
  2011年,杨欣带领志愿者在长江正源沱沱河建立中国民间第二个自然保护站——“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”,推动长江源生态保护以及垃圾回收,并在政府支持下,建立“青藏绿色驿站”“川藏绿色驿站”“班德湖野生动物观测站”“长江主题邮局”等12个站点,开展长江源冰川退化监测、保护世界上飞得最高的鸟——斑头雁、开展长江第一峡谷——烟瘴挂生物多样性调查、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的线型垃圾回收……杨欣也被许多人称为“保护长江第一人”。当被问到是否有过倦怠感的时候,杨欣的回答是“从未”。杨欣从未想过退缩,有些事情并不是非他不可,但他把它变成了非做不可,包括寻找“盼江绿”。
 
  日前,山东临沂大学文学院教师邢斌分享自己当外卖员的经历引发热议。邢斌称他一个月跑外卖的过程非常辛苦,为了提升收入有时需要同时送5份外卖订单。邢斌表示,他希望借助这次经历,增加人生体验。他也呼吁社会能够更加理解外卖员的不容易,对他们多一些共情。
 
  邢斌是山东青岛人,西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,现任临沂大学文学院讲师。目前主要承担的课程有中国现代文学、中国当代文学等。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诗歌。
 
  8月31日,邢斌向北京青年报记者表示,关于外卖员的收入,他曾看到过很多报道,数字相差很多。“我和家人就这个问题讨论时,萌生了亲自去体验当外卖员,以进行核实的想法,就在去年12月下旬开始体验了1个月的外卖员生涯。”邢斌说,“我平均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,走3万多步,爬110层楼,瘦了6公斤,一个月时间挣了7000多元钱。”他回忆说他当时注册了多个平台的外送员,以兼职外卖骑手为主。期间他送了2000多单,平均每天骑摩托210公里。
 
  邢斌计算说,平均每单外卖能挣3.5元,一般要骑车2公里取货,然后再骑车3公里送货,取货平均等5分钟,骑车8分钟,送货进小区上门平均7分钟,共20分钟。一小时能完成3单。
 
  如果一次带上3份外卖订单送货,排好次序能节省不少时间,但容易被客户催单,一小时收入能增加到15.75元。至于一次送5份外卖订单,在邢斌看来已是极限,很难不被催单,但收入能进一步提升至每小时19.25元。
 
  邢斌还展示了自己每天记录的账单,其中除了几天因为有事没有接单外,2022年12月22日开始,他几乎每天都会从事10多个小时的外卖工作,最多的一天他从早上6时13分开始工作到第二天凌晨1时41分,累计送外卖19个小时,单日收入400多元。
 
  邢斌称,以后他还想再去体验一下建筑工、快递分拣工等职业。
 
  对话
 
  北青报:怎么想到要体验当外卖员的?
 
  邢斌:当时我和家人聊天,外卖员的收入是怎样的呢?当时我就想,自己如果亲自去当一下外卖员,就能知道答案了。我觉得只当几天外卖员没办法真正去了解这个行业,就决定要去体验一个月。
 
  我在相关的外送平台上进行了登记,因为我还要工作,就只能报名兼职的外送员。我按照规定去医院做了体检,有的平台需要培训,有的平台不需要。
 
  然后买了一辆摩托车,加满油可以跑220公里。后来我送外卖时,几乎每天晚上油都会接近耗干,我就充满油再回家休息,由此计算那期间我每天几乎都要跑200多公里。
 
  北青报:开始送外卖时适应么?
 
  邢斌:我今年49岁,临沂这边有很多五六层的老楼,没有电梯,需要爬楼梯上去给人送餐。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烧烤订单,到了店之后,商家说订单里还包括两箱啤酒。我到了之后发现客户住6楼,没有电梯,我只能先把烧烤放在其中一箱啤酒上,先搬上楼,然后下楼再把第二箱啤酒搬上去。
 
  此外,一些小区非常大,里面可能有40多栋楼,从中找出顾客所在的楼非常困难。还有的小区楼号不是按依次的顺序排列的,这就进一步增加了我找楼的难度,感觉几乎要崩溃了。而且多数小区都不允许摩托车进小区,此时我就需要下车步行送餐,一天下来我的微信步数基本都超过3万步,手机数据显示我平均每天爬110层楼。一个月时间里,我瘦了6公斤。
 
  北青报:期间遇到过哪些难忘的事?
 
  邢斌:其实我决定体验送外卖的时候,就做好了会被骂的心理准备,但一些事情还是超过了我的预料。
 
  在前几天的讲座中,有听众问我,听说有顾客会给外卖员2元钱,让外卖员帮忙扔垃圾,是否真有这种情况。我说给2元钱就算很好了,有的顾客会让我把走廊里的两大包垃圾带走扔掉,根本没提给钱。我表示这并不是我的任务,对方就问我想不想要好评,如果我被人差评是要扣钱的,没办法只能帮他扔了垃圾。这样的事情我其实经常遇到。
 
  有一天夜里,我送了一单烧烤订单,15分钟就送到了,取餐的一位女士接过餐,就说餐冷了,让我拿走。这就意味着这一单需要我自己埋单了,我给对方解释,天气冷,我15分钟就送到了,菜冷了实在不是我的责任。最后旁边一个人站出来,说怎么能这么欺负外卖员,这才结束了这场纠纷。
 
  其中也有让我感到温暖的事。有一天晚上10点多,我将一份馄饨送到郊区一处五六层楼的家庭里,一位女士开门接过餐。我下楼之后,就发现对方给我发了2元钱红包,并留言说她的孩子在读中学,晚上忽然想吃馄饨,辛苦我送来,她发给我2元表达谢意。
 
  北青报:期间和其他外卖员交流么?
 
  邢斌:其实我们接触的时间很有限,大部分时候大家都忙着各自跑各自的订单。只有在烧烤店取餐时大家会聊一会儿。之前我看有些人说,外卖员之间竞争很激烈,但我接触下来感觉大家都很实在,会主动给我讲送餐的小窍门,分享那些送餐更快的路线。
 
  北青报:体验外卖员时,遇到“维权难”怎么办?
 
  邢斌:有一次,我到餐厅等了半小时,菜还没有做,期间我和各方保持沟通。最后等到了75分钟,我赶紧和顾客商量,顾客非常理解,先点了收货,让我慢慢送。虽然如此,第二天还是被平台发了警告,我就此一级一级申诉,但都显示申诉无效,最后到第五级申诉时,主管人员还是说无法通过申诉,反问我:“你申诉了快一整天了,有这时间,你跑一天外卖,也快赚200块钱了。”
 
  我当时回答说:“这不是钱的问题。”过了一会儿,他说给我发了一个红包,我打开一看里面有15元,对方留言说理解我的经历,但罚款不能取消,15元钱算是他个人的补偿。
 
  北青报:这段经历对你有哪些影响?
 
  邢斌:我体验的本意只是想去经历一下这样的生活,这段经历会被我消化掉,在我未来创作文学作品的时候帮助到我。
 
  我希望借助这次经历,增加我的人生体验,接触大千社会的人生百态。这次体验过后,我更加理解了外卖员的生活,他们是如何挣着自己的辛苦钱。以前我在写作时,看到外卖员打来电话可能会晚一些才接听,现在我一定会第一时间接听,因为我知道他们可能是边骑车边打电话,这样是非常危险的。我也希望社会能够更加理解外卖员的不容易,对他们多一些共情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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