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高龄产妇”比例十年翻一番 背后原因何在?

日期:06-13 来源:未知

  近日,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产儿科主任顾蔚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近年来,其所在的医院,高龄孕产妇已占据20%~25%;而2011年,这一比例约为11%,这意味着10年来几乎翻了一番。

 
  高龄产妇数量的增加不是“个例”,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记者经过采访发现,这一情况已逐步在多家医院显现。尤其在当前生育潮“降温”的背景下,高龄产妇的比例反升引人关注。
 
  业内专家分析,抛开“二孩”“三孩”政策影响外,随着女性教育年限的延长,结婚生子的“最优先级”已经发生变化,生育年龄被推迟。另一方面,随着高龄孕产妇比例的增加,其自身的生产风险、医院医疗服务也随之面临着一定压力。
 
  现象/
 
  生育潮“降温”
 
  高龄产妇占比却在上升
 
  面对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数据,成都市政协委员、成都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产科主任罗丹并不感到意外。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,自己所在的医院也是如此。
 
  罗丹介绍,虽然没有做过具体的数据统计,但就产科现状来看,“20多岁的临盆女性比例在减少,大多数都是30多岁的产妇。”她在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刚完成两台手术,产妇的年龄分别是38岁和40多岁。湖南长沙市某医院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表示,今年以来,该医院高龄产妇的比重明显高于2022年及2021年同期。浙江丽水市某医院工作人员表示,仅其个人接触的产妇而言,相比于10年前,去年35岁以上产妇的占比确实有所增加。
 
  此外,记者从多家妇幼保健院了解到,近年来高龄孕产妇的比例也呈现增加态势。
 
  而需要注意的是,多家媒体的报道显示,今年以来国内多家医院的分娩量出现了明显的下降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,2022年末,全国人口为141175万人,比上年末减少84万人。另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《2022年人口相关数据》,2022年全国人口总量略有下降主要是由于出生人口减少,一是因为育龄妇女持续减少,二是受生育观念变化、婚育推迟等多方面因素影响。在生育热潮“降温”的背景下,高龄产妇的比重增加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。
 
  “近年来,抛开‘二孩’‘三孩’,中心医院接收的高龄产妇中,生育头胎的女性比例也明显增加。”罗丹分析,出现这一社会现象的原因或与高等教育普及,女性接受教育的程度越来越高,女性的工作能力及独立意识进一步提升有关。
 
  “一名女大学生毕业的年龄是22岁左右,再读三年研究生毕业是25岁左右。”罗丹说,暂不论还有读博士的女生,这样的女性在社会上的数量越来越多。毕业后,很多女性希望在事业上有所建树,在生活上实现经济独立,结婚生子已非最优先级,生育的年龄被推迟。
 
  她们说/
 
  看重“自由”“独立” 生育不再是第一位
 
  在医学上,通常将35岁及以上的初产产妇称为“高龄产妇”。近日,成都商报-红星新闻记者对话多位高龄产妇。
 
  “生活应该像一首歌,拥有它自己的韵律。”1981年出生的戴糕(化名)描绘着她的生活现状。戴糕常年在成都生活,大学毕业后,她进入一家企业,从事财务管理工作。这份工作,除了严谨的行事风格,更需要强大的责任心。
 
  这些年她坚持自己追求自由的信念,不愿被孩子切断自己与自由的联系。“年轻时我就看过、听过身边的宝妈们吐槽带娃的辛苦。这种辛苦绝不仅是熬夜喂奶等身体上的辛苦,也是心累。”戴糕说,她害怕在需要享受自由的年纪失去自由,她担心在失去自由之后又怀念自由。求而不得,她接受不了。戴糕不抗拒生娃,只是需要心理准备。就像35岁那年,她遇到现在的丈夫,对方的温柔体贴,让戴糕确定,“结婚,我准备好了。”
 
  婚后5年,丈夫的陪伴和鼓励,给她足够的安全感。“信任,是我生娃的标准。这个标准,来自我的直观感受。”戴糕说,她不是丁克一族,从不为了不育或晚育而刻意推迟生育年龄。戴糕始终认为,40岁的女性生娃,并非毫无优势。这时的女性心智成熟、善于沟通,更有耐心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。戴糕的父母常说,“要在合适的年龄生孩子。”什么是“合适的年龄”,她说,标准答案只在自己的内心。
 
  和戴糕想法类似,Fiona注重女性的独立意识。她从35岁结婚后,一直和丈夫居住在北京。“我从读大学时,已经确定自己在30岁之前要全身心投入到学业上;在35岁时结婚,选择一个能接受我的价值观和人生规划的丈夫。”Fiona说,丈夫比她小6岁,但思想非常成熟,也懂得照顾她,鼓励她坚持自己的人生规划。
 
  2022年,Fiona正好40岁。这是她决定生育第一胎的年龄。因为年龄因素,她选择人工受精的方式完成生育。“我的运气不错,第一次促排卵后,取得十余个卵泡,其中有6个成功受精形成胚胎,并一次性怀孕。”Fiona说,她终于赶在40岁时实现怀孕生子的规划。
 
  坎坷/
 
  备孕十几年 靠人工辅助生殖终圆梦
 
  今年和戴糕同岁的依兰(化名),正在备孕三胎。作为一家珠宝品牌公司主理人,在大多数外人眼中,她是一名女强人。然而,她并不认为这个标签和高龄产妇有直接关系。
 
  依兰表示,“我在40岁的年纪选择备孕,只是因为更在乎爱的感受。”依兰现在身处重组家庭中,现任丈夫是成都一家外企的管理人员,尽管夫妻俩的收入可观,但来自经济方面的压力的确不小,“我的孩子正在学习小提琴,一年的开支10万元左右。我很希望可以拥有和现任丈夫的第一个孩子。尽管多一个孩子会加大家庭开支,但这种血脉的联系,可以让一家人生活得更加紧密和幸福,我们都认为值得。”
 
  依兰说,“在过去的近20年里,我都在拼事业。如今选择第二段婚姻,也是开启我人生的第二个阶段。在这个阶段里,我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家庭上,尤其是在孩子身上。”
 
  今年已经是39岁的阿潇(化名)备孕第15年了。因为自身的双边输卵管均不畅通,导致自然受孕的概率极小。曾经她的主治医师建议进行人工辅助生殖,被她拒绝。她相信通过治疗,身体上的问题一定可以解决。
 
  在备孕的前10年,父母、婆婆都劝阿潇进行人工授精。只有她的丈夫始终支持她用药物辅助治疗,进行自然受孕。“我觉得我是‘一根筋’,有自然受孕的执念。”阿潇表示。
 
  直到备孕第11年,婆婆在买菜时发生滑倒,左腿骨折,这一意外才改变了阿潇的想法。“婆婆说我和我丈夫每天要加班,只请了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保姆照顾她,让她心里空落落的。如果有孙子在旁边照顾,她就不会那么丧气。”阿潇说,当时她的心软下来,开始反思自己会不会太自私。
 
  在和丈夫沟通,咨询了好友同事的意见后,阿潇才最终决定人工授精。“当时他们说我该圆梦了,就当是为了家人和自己,生个娃吧。”阿潇说,“可能我内心早就希望接受人工授精,只是一直不承认罢了。”
 
  那时起,她经历了各种检查、长期促排卵、胚胎移植等阶段;最终,因为胚胎质量不高失败了。一次过程就要经历数月,而她连续失败4次。直到她备孕第14年,进行第5次人工授精。这一次,阿潇成功了。去年,她顺利产下一名女婴,“放下了,满足了。我这么多年,第一次看到爸妈、婆婆,甚至丈夫都笑得那么开心。”阿潇说。
 
  ▲专家观点
 
  “高龄”伴随风险
 
  应从多方面保障女性在最佳年龄生育
 
  无论出于何因,在高龄产妇增加的同时,还需注意的是,她们在生育和产后恢复时,相比于年轻女性生育,风险明显增加。
 
  罗丹表示,高龄产妇与年轻产妇相比,需更加重视各类指标,“我们会对产妇进行评分。评分指标包括产妇的血压值、血糖值、体重指数等。”评分等级分为绿色、黄色、橙色、红色,其中绿色是正常等级,危险等级依次递增,当达到红色则不建议妊娠。如果一切指标正常,罗丹建议,产妇要注意体重管理,定期进行重要指标检查,比如血压、血糖、心率等。
 
  此外,罗丹提出还需重视女性在产后的心理健康。“一些女性生完孩子后,出现产后焦虑的现象。”罗丹说,客观来讲,高龄产妇相比于20多岁的产妇,身体机能有所下降,但在医生的指导下,做适当运动、保持健康生活和良好心态,可以帮助高龄产妇加快身体恢复的速度。
 
  如何让更多女性在最适合的年龄生育?罗丹表示,这需要从多方面下功夫。
 
  家庭层面,可以给丈夫延长陪产假。尽管目前男性也有产假,但时间过短,无法专心和妻子共同面对生育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。如果延长丈夫的陪产假,妻子可有更多时间恢复身体机能;同时,有丈夫的时刻陪伴,妻子在心理上有安全感,出现产后抑郁的几率也会下降。
 
  工作层面,可以给予为产妇保留孕前岗位的公司一定的税收减免,鼓励企业为女性生育提供支持。社会层面,现在越来越关注托育机制的建设,它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女性在育儿过程中遇到的困难。待托育机制进一步完善后,它将在社会保障方面发挥更大作用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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