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知道。”

 

　　“因为您对第一个患者和最后一个患者是一样的认真负责。”

 

　　从医40年来，她是护士眼中对患者高度负责的好医生，是患者心里的“潘妈妈”“潘菩萨”，她以守护生命为己任，为无数女性带去了健康和温暖。她，就是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妇科肿瘤中心主任医师潘凌亚教授。

 

　　“我最大的幸运是得到了协和的真传”

 

　　在潘凌亚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就希望她能从事像医生这样的技术工作。“只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医生就能帮助别人。”潘凌亚说，父亲在她心中埋下了学医的种子，她也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，经过刻苦努力在恢复高考的第一年考入了第二军医大学。

 

　　1983年，潘凌亚大学毕业，成为一名妇产科医生。“妇产科是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等交叉最紧密的学科之一，我希望把在学校学到的知识，无论是基础还是临床都能用到患者的身上。”潘凌亚说，出于对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的向往和对林巧稚大夫的敬仰，渴望不断进步的她义无反顾地报考了协和的研究生。

 

　　1988年，潘凌亚考取北京协和医院韩美龄教授的硕士研究生。“韩大夫是一位非常认真、对学生高度负责的导师。那时候我每周二都要和她面对面汇报学习近况，比如看了什么书、临床上有什么问题等。”潘凌亚说，“我刚开始写论文时写得不好，韩大夫就一个字、一个字地帮我改，不厌其烦。她对学生的那种关爱和负责特别纯粹，让我非常感动。”

 

　　1990年，在当届只有两个博士生名额的激烈竞争中，潘凌亚成为北京协和医院吴葆桢教授门下弟子。吴葆桢是林巧稚大夫的学生，在妇科肿瘤、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研究中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 

　　“吴大夫是我们科里公认的才子。当时我写一篇关于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综述，吴大夫前后给我改了16遍。他不仅教我怎样论述、怎样写作，还教我带着批判的眼光思考问题、开拓创新。每一次吴大夫帮我改后，我就连夜把论文誊写好，第二天一大早放在他的办公桌上，到现在我还珍藏着当时留下的厚厚一摞手稿。”潘凌亚说，令她意想不到的是，等到这篇论文可以发表的时候，吴葆桢在作者一栏里划掉了自己的名字，保留了潘凌亚和韩美龄教授的署名。“什么叫不计名利、高风亮节？吴大夫就是这样，这件事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”

 

　　1992年，吴葆祯因病不幸辞世，潘凌亚转投“世界绒癌之父”、中国工程院院士宋鸿钊教授门下潜心学习，完成了学业。

 

　　“宋大夫高度近视，给我们看稿子、改稿子时，要把稿子贴到自己的眼睛上，一字一句地斟酌修改，艰辛毕至。作为知名教授，宋大夫对患者充满关爱，没有一点架子。那时，有的农村患者来门诊需要查血项却找不着检验科，宋大夫就亲自把患者从诊室送到检验科的门口。后来我毕业留在协和，又得到葛秦生大夫、连利娟大夫等老教授手把手地帮带。”潘凌亚动情地说，“我觉得我最大的幸运就是得到了协和的真传——这些前辈用一点一滴的言传身教，把高尚的品格和对患者无限关爱、高度负责的精神传给了我们。后来我也成了博士生导师，我就秉承一个信念——当年我的导师是怎样带我的，我就怎样带我的学生，把学生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用心培养。”

 

　　做手术“就是拼命，从来不吝惜自己”

 

　　“潘大夫，救救我爱人，她才29岁，我们的小孩刚1岁……”

 

　　一天，潘凌亚接到一个求助电话，细问得知，求助者的妻子患有卵黄囊瘤，这是一种恶性程度特别高的生殖细胞肿瘤。患者来医院就诊时，肚子已经胀得很高，放腹水时抽出了不少鲜血。“肿瘤破裂出血，不能再等了，赶快上台开始手术。”潘凌亚当机立断，带领团队准备手术。

 

　　“这位患者的病变范围太广了，手术做得非常艰难——前后共有3组外科大夫上了手术台，手术从中午12点持续到夜里12点，终于成功切除了肿瘤，把患者救回来了。”潘凌亚说，之后几乎每年春节前后患者都会和丈夫带着孩子专程来医院看望，“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，患者却一直记在心里，让人特别感动。”

 

　　从1995年扎根在妇科肿瘤专业以来，潘凌亚在协和已坚守近30年。妇科肿瘤手术复杂程度高，每一台手术都需要勇气、担当和评估。有人形容，潘凌亚每年的手术是“一个恶战连着又一个恶战”。她形容自己做起手术来“就是拼命，从来不吝惜自己。上了手术台，眼里只有患者，只有病变，为切除病灶一定不遗余力。”

 

　　协和被不少人视为“性命相托的最后一站”，前来就诊的患者数量很大。“最多的时候，我一天看过100个患者，平常也要约70个左右，需要不停地动脑，快速为患者做出诊断和处置。”潘凌亚说。

 

　　工作量如此庞大，潘凌亚却丝毫没有减少对患者的热情。一个潘凌亚曾经诊治的患者说：“病友们喊她‘潘菩萨’，因为看她出诊真是感动——下午半天门诊，经常要看到晚上八九点，即使这样，她也要求自己保持态度和蔼耐心，宁肯自己特别疲惫，也要对每一个患者交代清楚，特别是对来自边远地区的患者，更是格外和善，细致周到，尽可能帮助她们摆脱对疾病的恐惧……”

 

　　“我在门诊常碰到刚诊断出癌症的患者，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，我内心都抱有极大的同情。”潘凌亚说，“试想一个健康人一夜之间变成一个癌症患者，这个人心理会经受多么大的打击！我们作为医生，就是要帮患者解决问题。如果患者找到我，无论如何，我要帮患者把病看完。什么叫把病看完？妇科肿瘤往往需要做一些检查，开完检查后我肯定要帮患者把号预约好，以免检查结果出来以后患者挂不上号、找不到我。把病看完是对医生基本的要求，但是要做到挺不容易的。”

 

　　除了健康，“还希望患者能够回归家庭和社会”

 

　　“潘大夫，求你帮我治好病，我儿子还在上大学，我想看到他毕业……”

 

　　“潘大夫，我儿子毕业了，我想看到他结婚……”

 

　　“潘大夫，我儿子结婚了，我想抱上孙子……”

 

　　在门诊，潘凌亚遇到这样一位患者，从她第一次来协和就诊至今已经十几年，“她第一次来门诊时有50多岁，满肚子的瘤子，我们给她做了手术和化疗。后来疾病几次复发，每次她来找我们，都非常恳切地对我们说她的心愿。”潘凌亚说，“这个患者的愿望特别纯朴，却非常打动我，我们对她全力以赴地进行救治。现在她已经抱上孙子了，状态也非常好。看到她实现心愿，我们医生也有满满的成就感。”

 

　　北京协和医院妇科肿瘤专业在国内享有盛名。每一年潘凌亚的团队在卵巢癌手术上都要攻克一到两个手术难点，技艺的精进、诊疗水平的持续提高，也使得团队越来越成熟。

 

　　“作为医生，除了让患者回归健康，还希望患者能够回归家庭和社会。”潘凌亚说，子宫是女性孕育新生命的“房子”，随着肿瘤尤其是宫颈癌的年轻化，如何保留患者的生育功能，是妇科肿瘤医生需要特别考虑的问题。

 

　　潘凌亚曾接诊过一个罹患子宫肉瘤的高中女孩。“这是一种子宫恶性肿瘤，有医生建议把女孩的子宫切除以保住生命。女孩的父母就这么一个孩子，他们强烈要求保住孩子的性命。我之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，病理看着凶险，实际上预后还可以，我就和女孩的父母做思想工作——‘你们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孩子活着，当然可以理解，可你们得为孩子着想，等你们不在了，孩子没有家、没有丈夫，她一个人会不会孤单和痛苦？保留子宫就是留一个希望，让她以后的日子好过一点。’”潘凌亚说，后来女孩的父母接受了她的建议，女孩的子宫保住了，预后情况也不错，现在女孩已经大学毕业，成为一名律师。

 

　　“做医生就是要心无旁骛，对患者高度负责。如果再有一次选择的机会，我一定还会学医！我发自内心地热爱我的工作，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帮助到更多的人。”潘凌亚说，“协和百余年，代代妇产科人薪火相传，每个人都作出了自己最大的贡献。我作为一个普通医生，不过是尽职尽责而已，并没有比别人多做了什么。我们的前辈林巧稚大夫、宋鸿钊大夫、韩美龄大夫、吴葆桢大夫、连利娟大夫、黄荣丽大夫、郎景和大夫……都是兢兢业业地工作了一辈子，每个真正的协和人都是这样的。”